母亲今年79岁了，却酷爱毛绒玩具。她的毛绒玩具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小猪、小熊、小鸭、大象、老虎……粉的、红的、绿的、黄的、白的、黑的……各种各样，应有尽有。

当然，如同银行职员和钞票的关系一样，母亲并不是这些毛绒玩具的拥有者，而是加工者。毛绒玩具加工分3个环节：撕片、缝合、填充。母亲除了和其他5人共管撕片，还独自负责填充。缝合环节由年轻妇女担任。

每天，母亲按时上班下班。骑不了自行车，就缓慢步行。她佝偻着腰，双手背在身后，见了乡亲，就热情招呼，高声说笑。母亲中午从未休息过，见缝插针撕片。母亲晚上很晚才睡觉，还是见缝插针撕片。

母亲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

周末中午，在核桃树的树影里，我和父亲、母亲围在小方桌前干活儿。桌上堆满各色布片，红的像火，蓝的像海，绿的像草。桌上有筐，脚下有箱，分别装撕好的布片和边角料。有的好撕，只需用力一扯，把边角料撕下即可。有的难撕，背面有纸，正面有膜，需讲究力道和巧劲儿。

布料送来是整块的，须按裁的样子一片片撕开。母亲用满是老茧的手指捏住边缘，轻轻一撕，“嗤——”一声，布片便顺从地分开了。母亲的手腕爬满蚯蚓似的青筋，动作却异常灵巧。母亲的眼睛紧贴着纸样移动——她的白内障又加重了。

我拾起一片片撕好的布块。布块边缘凸凹不齐，如意外整齐，定便是手工的痕迹。机器裁切的边缘平滑，母亲的手艺却保留了布料的野性。在流水线遍布世界的今天，母亲的手工活计显得笨拙而奢侈。

父亲喜欢像小孩子一样向我告母亲的状：“你说我的眼睛也不好，你娘却总让我帮忙，还把我从临时工转成正式工。我要不给她帮忙，那么多活儿，她能干过来？”父亲的语气有抱怨的意思，也有表功的意思。

我只好去劝母亲：“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摊这么多活儿干啥？咱不能辞了歇歇啊？”

母亲可舍不得这份工作，她有她的理由：“人活着，总是要干活儿的。你去大街看看，有一个闲人吗？你想歇着，谁陪你啊？虽然挣得不多，多少人眼气呢！你梅奶奶，大冬天去捡枣仁，手冻得都是口子；你二婶子，跑大老远给人摘金银花，汗湿了一身又一身。如果手头的活儿也干不了，那就真是没用了。”

在母亲朴素的认知中，生活，就是劳作；劳作，就是生活。年轻时如此，年老亦如此。记忆中，父亲、母亲总是在干活，锄草、浇地、割麦，打场、掐谷子、掰玉米、摘花生，种地赶车，从早忙到晚。农闲时节，母亲还要纺花织布，纳鞋底、做衣服、喂猪、喂牛，侍弄菜园，没有一事不辛苦。

劳动已经融入她的血液。

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在田间劳作的身影。那时她腰板挺直，能挑百斤担子。如今她佝偻如虾，却依然在劳动中寻找着自己的尊严与快乐。对她而言，劳动不是苦役，而是生命存在的证明，是最后的底气。

我热爱像母亲这样的劳动者，从她们身上得到不少启发。这几年我的生活有不少变化，而与我彼此印证的，恰恰是她们。我经常把母亲的故事讲给儿子听。热爱劳动，已经成为我们的家风，成为我们心灵的明月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