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勇
邢台有3500年的建城史，祖乙迁邢建都是有文字记载后邢台地区出现的第一座城市。三千多年以来，本地区的中心城市的位置，一直都在祖乙建都所在的区域。祖乙迁都以降，从两周邢国的侯城，到秦汉北朝时期的襄国郡（县）城，到唐宋邢州城，再到尾声的顺德府城，屡见于各种史料记载。
现今遗留的、可辨识的古城区，为明清顺德府城的遗留，与明清顺德府城在范围上，甚至在格局和肌理上都是一致的，这是各界共识，不存在争议的。但循此向上追溯，元代之前的历代古城，其具体位置在哪里？与现今古城的关系如何？这是需要追索和探讨的问题，是需要用学术方法解决的问题。辨明这一问题，途径有二：文献与考古。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或者由于考古发现的偶然性，我们至今还未在考古发现上获得突破，无法在考古工作中破解古城位置的密码。所幸的是，一部分古文献蕴含着有关的信息，只要史料可靠，路径正确，方法科学，也能在古城位置考索方面实现收获，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商周两代邢都的位置问题
（一）祖乙之都与西周邢侯国都城的位置问题
根据文献记载，商代时“祖乙迁于邢”，西周时曾分封邢侯国。虽然在这两代的“邢都”地望上尚有争议，主要集中在河南温县北平皋村（古邢丘所在）与邢台两地，但以我市的证据最为坚实。但一如温县缺乏相应的考古发现，我市也面临着这种证据链上的缺环，多年来我市亦不曾发现商周时期的都城遗址。
祖乙所建之都的位置，古代文献仅有南宋郑樵《通志》《明一统志》等给出答案，前者说：“今邢州治也”，后者则说：“相传即今府城是”，显然是推测之语，并无真凭实据。
相对来说，古文献在关于邢侯国都城位置的表述上，则要可靠得多。首先提及这个问题的是唐代中央官修志书《元和郡县志》：“邢国，今州城内西南隅小城是也”。此说一出，即为两宋时期的学者所采信，北宋文献《太平寰宇记》、南宋史籍《路史》均与此相呼应。清代官修省志《畿辅通志》及清初地理学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亦持此论。清代光绪年间编修《邢台县志》，也把这个观点列入书中。
《元和郡县志》的该条记载，即视感很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中唐时期州城西南隅这座小城的存在。唐代的邢州城，大体上即是明清顺德府，也就是现在的古城范围，那么这座小城的位置，大致上也就是今新世纪广场以东、以北的一片区域。我们无法确知这座小城的具体大小，但在西周时期，城的规模普遍较小的情况下，这座偏于一隅的小城，作为邢侯国都来讲，并无不合理之处。《战国策·赵策》载马服君赵奢的话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这里指的就是战国以前的城的规模。邢侯国为西周封建的小国，其都城自不会比赵奢说得更大。一直到孟子所处的战国，寻常城市的规模也不过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到了后世，随着人口的增多，以及社会经济实力的提高，城市才渐有扩大规模的趋势。可见，《元和郡县志》所记的小城，确有可能是先秦时期的遗存。
按明清顺德府境内的古城的规模，根据《大清一统志》的表述，除府城城墙周长在13里余，各县城普遍在3至7里之间，这个情况可为我们推测上古时代该区域城市的规模提供参考。
但这并不代表唐代邢州城西南隅的这座小城就能和邢侯都城画等号，毕竟坚持此说的古代学者也没有给出相关证据。20世纪60年代，在新世纪广场的位置上建造体育场，曾发现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化层，除陶鬲、陶鼎、陶豆等陶器外，还出土若干青铜镞和小件青铜器。受制于当时的条件，并未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加之项目面积有限，没有取得更多、更深入的发现。但至少证明两点：一是确有周代人在此生活；二是该区域并非一般性的居民点，青铜器在当时仅属于贵族阶层用品。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位于达活泉公园东南的南小汪社区一带。1991至1992年在对这一带的发掘中，发现了包括南小汪遗址在内的多处西周文化遗存，分布密集，面积较大，发现了标志着贵族身份的马坑，出土了刻辞卜骨、青铜爵、青铜鼎、青铜尊、嵌兽首玉戈等一批高规格的礼器。同时也发现了西周时期的井、灰坑、窖穴以及大量陶器、骨、蚌器等，揭示了这一带区域的不同寻常。
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能直接关联邢国都城遗址的大型夯土基址、宫殿遗址、祭祀区、城墙遗址等。而位于古城西北10里外的鹿城岗城址，虽有城墙遗存，并经试掘证明为东周时期，但文化内涵贫乏，仅有少量包含物，与都城的属性相关甚远。
与此相应，被认为与祖乙迁邢关联较高的有曹演庄遗址、东先贤遗址，同样也面临着关键遗迹现象缺乏的困扰，无法明确定性为都城。
（二）赵国之都的位置
邢侯国亡后，邢台古城曾一度为赵襄子所据，成为赵襄子经营太行山以东势力的基地，也因此，邢台有“赵都”之称，且这个时间在邯郸之前。
赵襄子之都的位置，可以从后赵建立前，谋士张宾对石勒讲的一段话中一窥端倪，正是这段话，影响了石勒定都的选择，奠定了后赵的历史走向：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
张宾生活的时代，上距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仅有500余年，其家赵郡中丘(今内丘)，对于南边的襄国城与邯郸这两座名城一定不会陌生。加之其本人出自世家，乃父为常山太守，从小博览经史，襄国与邯郸的历史也必定熟稔于心。他在为石勒进言的话中，对于定都邯郸还是襄国，并无成见和倾向，而石勒在大本营的规划上也还未有定夺，因此张宾的话不存在美化和拔高襄国城的故意，他说两汉的襄国城为赵之旧都，是有很大的可信性的。
两汉襄国城，在位置上与现今古城是基本一致的。《畿辅通志》说，清代府署旧传为襄子殿址，可见并非全无根据。
两汉襄国城、石勒都城及唐代邢州城的关系及位置
与商周时期的邢都不同，两汉襄国城、石勒时期后赵都城、唐代邢州城，其地望皆在邢台，不存在宏观上的争议，但却面临着具体位置上的举证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后赵都城于石勒时期在邢台，而在石虎时期已迁移到邺城，邢台只是后赵前期的都城。因此，在表述“邢台为后赵都城”时，需要作出限定。
（一）两汉襄国城与唐代邢州城的关系及位置
邢台古城在两汉时为襄国县，大部分时间内属赵国管辖，其城称为“襄国城”。两汉襄国城，一直到西晋，城址未曾迁移。清初顾祖禹在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就曾说：“襄国城，在今城西南……历汉及晋，皆为襄国县治。”
两汉的襄国城，也是唐代邢州城所在。襄国故城的位置，在唐代就曾引起注意。《元和郡县志》云：“信都襄国，今州理龙冈城是也。”光绪《邢台县志》采其说，并进一步明确此观点：“襄国故城在县西南……《元和志》：‘今州理龙冈城是也。’”唐代时，人们尚在使用旧名“襄国城”称呼已改名的邢州城，唐宝历年间龙武卫兵曹参军李清墓志中就有“窆于襄国城西南七里平原”之语。
按邢台出土的唐代墓志在描述葬地时，多有“邢台西南×里”“州城西南×里”之语，李清墓志中出现的“襄国城”，当为唐时邢州城的别称无疑。也就是说，唐邢州城在位置上继承了两汉襄国城的同时，名称也保留在社会的群体记忆里。
唐代的邢州刺史驻地，即“州理龙冈城”，就是现今的邢台古城，这个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得到了考古发掘结果的支撑。2023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顺德府衙遗址发掘中，在唐代地层中清理出三个石柱础。经推断，这三个石柱础的时代在唐，或者在唐代之前。这就从考古层面对于唐代州城与现存古城的连续性提供了确切的证据。2005年6月，在对人民公园古城墙的解剖中，也发现了唐代的文化层，证明在唐代或者稍后，有修筑城墙的行为。
唐代州城与两汉县城在位置上的重合性，决定了两汉县城襄国城的位置，也就是现在的老城区。在考古学方面，人民公园古城墙试掘中发现的7段夯土，大部是战国至汉代的遗存。证明这一时期不但存在城墙，还曾多次补筑城墙。
综上，唐代邢州城与两汉襄国城的关系是承继与被继承的关系，两者在位置上是大体重合的。
（二）石勒时期后赵都城与现今遗留古城的关系
西晋永嘉六年（312年），石勒根据谋士张宾的规划，占领了襄国，并以之为都，进一步营建根据地“建平城”。此“建平城”即为襄国城，两汉襄国城与石勒所营之都“建平大城”实为一城，此虽尚无考古学证据，但有明确的史料支撑。据《晋书·石勒载记》，张宾在向石勒进言时，曾说：“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石勒于是“进据襄国”。“择此二邑”，是说占领这两个城市中的一个。而“进据襄国”，显然是指攻取并据有了两汉襄国城。还有一个明显的例证，石勒在进据襄国后不久，即遭到西晋大司马王浚所遣五万军队的进攻。当是时，“城隍未修，乃于襄国筑隔城重栅设障以待之”，为了扭转军事上的劣势，石勒听从张宾、孔苌的计策，“造突门于北城”，设伏兵，出其不意赢得胜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石勒是没有办法筑新城的，石勒所据并凿突门的“襄国”，必定是旧有的两汉襄国城。
石勒称帝建元后，仍以襄国城为中心营造宫殿，其主殿即位于襄国城内。史载，石勒在营造建德殿之时，曾掘得重120斤的圆形石权，上有15字铭文“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当时有人辨认出这是新莽时的遗物。其后又曾出土一鼎，有13个篆体铭文，无人能辨认。鼎中有“大钱三十，文曰‘百当千、千当万’”。从无人辨识的鼎铭，到疑似新莽及以前的制钱，都说明了这也是前代的遗物。而出土这种权衡性质物品的地方，似乎可推断为两汉襄国城内。此外，将后赵都城冠以“建平城”“建平大城”的称呼，是晚至明、清时代的事，当时的史书，以及唐宋时期的文献，仍称之为“襄国城”。因此，综合起来看，石勒都城极有可能仍为旧有的两汉襄国城。到了明清两代，以石勒建元的年号而呼为“建平城”，这个名称不排除为后人添加，或者为后世流传的别称。
当然，石勒在以襄国城为政治核心的同时，因襄国城的规模所限，也在周边设有离宫别苑。《晋书·石勒载记》有“勒如其澧水宫，因疾甚而还”之语，表明石勒在襄国城东的澧水之畔还筑有行宫。还有一部分邻近都城的营造，如“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等，正表明石勒时期的重要建筑不限于城内。且石勒在位时，曾下令营建“邺都”，并“亲授规模”，不排除有迁都的意向，只不过在石虎任上才得成其事。这正可反证，石勒并没有营建新的所谓“大城”，否则没必要再同时营建另一都城。
后赵的都城襄国城，最终毁于内乱，但冉闵为了便利攻城而堆积的“土山”，也为说明石勒都城即两汉襄国城提供了有力的注脚。据《晋书·石季龙载记》，永兴二年正月，冉闵“攻襄国百余日，为土山、地道，筑室反耕”。及至唐代，此“土山”犹在。《元和郡县志·邢州·龙冈县》：“土山在县东百五十步。昔冉闵攻石祇于襄国，为土山，地道于此。”唐代邢州城，大体与现今遗存古城重合，“土山”在今天的古城附近，则当年被冉闵围攻的后赵都城“襄国城”，正是历史遗留下来、至今尚能辨识的古城区域。
明确这一点，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两汉襄国城、唐代邢州城与当今遗存下来的古城，在位置上有着大体一致性的关系。这一结论虽暂无考古支撑，但已获得不止一条文献资料的支持，从文献研究的角度说，是成立的。
宋元古城的位置
明代人有称他们之前的邢台古城为“宋元旧城”，可见宋元时期城址的连续性。
宋代有一次筑城行为，载于《梦溪笔谈》：“郭进……尝刺邢州，今邢州城乃进所筑，其厚六丈，至今坚完”。此处“城”，当理解为“城墙”，因后有“其厚六丈”之语。
郭进所增筑的城墙，其仍本于原有的唐五代时期的州城。北宋亡后，邢州城为金国属地。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南宋官员楼钥出使金国，经过邢州城，进南门后，看见“入门直对州衙”，出北城门后“三里至柳溪”，这和明清府城的肌理基本一致，只不过到了明成化年间，府衙之前起建了清风楼，之后道路微调，才成为我们现在熟悉的格局。
《畿辅通志》载：“府署在城内正北，元至正间建为府治，明初始建堂署”。根据这条资料，也可见元明清三代的官署处于同一位置。而元代攻下金邢州城，并未更替城址。《大清一统志》说：“（顺德府）城本宋元旧址”，清朝去元代不远，所说可以采信，宋元明清时期的邢台古城，当在同一位置。
邢台古城，始于商代祖乙迁邢时所筑，距今3500年。但商周以下的历代古城，皆不获考古发现的支撑。从文献角度结合相关的考古发现，可以说，祖乙之城未可推定，而邢侯之城的位置，则有今古城与南小汪遗址一带的可能性。赵襄子所在之城，以及两汉襄国城以下的历代古城，其位置大致相当于现今的古城区域，这在文献上有着较为充分的证据，有可信的资料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