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哲

三、赵孟頫书《虚照禅师塔铭》的历史背景及文化渊源

虚照禅师卒于1252年，刘秉忠为其师建塔是在1253年。立碑则是在延祐六年（1319），其时虚照禅师已卒67年，刘秉忠卒45年。

其一，为何虚照禅师卒后67年才立此碑铭？根据既有史料，可做如下推测：第一，因为战争。虚照1252年5月圆寂时，刘秉忠、张文谦等人同年7月即跟随忽必烈南征，立碑之事可能无暇顾及；第二，虚照卒后刘秉忠的精力主要倾注在政治上，南征之后又忙于帮助忽必烈进行争夺汗位、定国号、建国都等冗杂政务，刘太保宗影响力有限；第三，古人对刻碑要求严格，程序较多。赵孟頫对自己的书法碑刻极为重视，除“指定茅绍之等人作为他的专任刻工”外，还常常亲自监工，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第四，刘秉忠在禅宗的法系归属问题有争议。北方曹洞宗的各大支派都想把他纳入自己的法系，以便把自己这一派发扬光大。临济宗的海云禅师尝引刘秉忠北上面见忽必烈，海云禅师卒后，刘秉忠为之写《临济正宗碑》，临济宗遂将之归入自己的派系。因此，为虚照禅师立碑滞后，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宗教方面的原因。

刘秉忠四十年祭日即延祐元年（1314），其从子湖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刘友直、顺德路总管府判官刘友闻等共同谋议，由时任顺德路总管、曾任仁宗幕府重臣的王结批准，于顺德府治东修建刘秉忠祠堂。1317年建成后，由翰林学士承旨张士观作《常山王太保刘文正公庙记》。据此可知，起码在修建祠堂时尚未追封刘秉忠为常山王，而祠堂建好后碑文已称其常山王。即刘秉忠被追封为常山王的时间在延祐元年和延祐四年之间。参照古人被追封官衔多因子女请求，可进一步推断刘秉忠当在其四十年祭之际，即延祐元年（1314）被追封为“常山王”。据碑文知，立碑时间为元延祐六年（1319）八月，在刘秉忠被追封为常山王之后，符合情理。

其二，赵孟頫缘何为天宁寺书此碑铭？有何因缘关系？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原籍婺州兰溪。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赵孟頫于南宋曾任真州司户参军，元代至元二十三年（1286），被推荐入仕。大德三年（1299）八月，任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至大二年（1309），被改任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延祐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元仁宗受汉文化影响极深，对赵孟頫极为赏识和推崇，所以赵孟頫的书法地位“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就已确立”，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书史“楷书四大家”。赵孟頫上京抄经之后，名气日显，许多佛教寺庙请他书丹碑文。赵孟頫与夫人管道昇也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作为金元时期北方影响最大的三大宗教之一的刘太保宗，请赵孟頫为《虚照禅师塔铭》书丹，似乎最合适不过。

同时，《虚照禅师塔铭》的撰文者陈庭实官至儒学提举，篆额者郭贯为集贤大学士，都是当时的名臣及文化名人，与赵孟頫都有往来关系。在这之前，赵孟頫还应赵州柏乡籍（今邢台柏乡）中宪大夫度支少监、扬州路总管贾庭瑞之请，书写了《贞节堂记》《贞洁贾母碑》《柏乡尹张君德政之碑》三通碑。赵孟頫书《贞节堂记》与《贞节贾母碑》均为贾庭瑞为感念其母之含辛茹苦而立。《柏乡尹张君德政之碑》，简称《张楫碑》，是由贾庭瑞有感张楫在柏乡任县尹三年期满，为铭记其爱民吏治，廉政厚德之功而立。其中《贞节堂记》与《贞节贾母碑》两碑，均为赵孟頫的学生杨载撰文。柏乡《贾氏先茔碑》与《虚照禅师塔铭》俱由郭贯篆额。据《邢台县志》记载，《大宋邢州净土寺铭碑》亦系赵孟頫书写（仅见文献记载，无实物考证）。不仅如此，赵孟頫延祐五年（1318）时还书写了邢台沙河人张晏为怀素《论书帖》（辽宁省博物馆藏）所作的题跋。

由此可知，赵孟頫于1310年之后在京任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期间，与邢州的文化交流活动是频繁的，从中还可知赵孟頫和王结、元明善、王恽、陈庭实、杨载、郭贯、贾庭瑞等人的相互来往关系。因此邢台历史上才会留下赵孟頫许多宝贵的墨迹，十分难得。

四、《虚照禅师塔铭》的艺术特色

赵孟頫书邢台四碑，集中在延祐二年（1315）至延祐六年（1319），即62至66岁期间，均是赵孟頫晚年书艺巅峰时期的楷书，反映了其晚年书风的总体特征，但四碑中又有微妙变化。如《贞节堂记》（1315）布局疏朗，结体宽博，作品整体平正中和。《贞节贾母碑》（1315）则笔力刚健、神逸飞扬。《柏乡尹张君德政之碑》（1317）则布局疏朗空灵，笔法精致秀美，整体协调自然。

赵孟頫书《虚照禅师塔铭》在晋唐传统基础上，弱化了唐楷的严整，强化晋人笔意的流动感，形成“古意”与“新韵”的统一，体现了复古与创新的平衡。整体笔法精到而锋芒内敛，温润典雅、刚柔并济。作为宗教碑文，此作兼具宗教的庄严与文人的意趣。

与《岳麓寺碑》相比，《虚照禅师塔铭》整体结体工稳、疏密适宜、风神疏朗，既吸收了李书沉雄刚劲的特点，又力避李书过于奇崛奇侧的毛病，李日华称其“有泰和（李邕）之朗而无其佻”。同时《虚照禅师塔铭》还吸收了柳公权书挺拔开张的特点，却避免柳书剑拔弩张、剖筋露骨的缺陷，写得从容随和。清代黄永作《贺新郎读西寺赵吴兴所书虚照禅师塔铭》形容其“柳骨颜筋争胜外，别有吴兴笔力”。

与著名的《帝师胆巴碑》（1316）相比，二者均展现了赵孟頫“以古为新”的艺术追求，章法上《虚照禅师碑》字距相对稍大，更觉虚和与疏朗。两碑都是为佛门宗师级人物书碑，《帝师胆巴碑》是奉敕所书，《虚照禅师塔铭》为宰辅重臣刘秉忠师碑，故前者更为谨重，后者相对轻松自然，艺术性自当更高。

总之，赵孟頫书《虚照禅师塔铭》不仅是其个人书法艺术的重要代表，也是元代书法史、文化史乃至宗教史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从文化史的意义上来说，《虚照禅师塔铭》体现了元代社会与文化的多维折射。元代初期，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采取压制政策，赵孟頫作为宋室后裔入仕元廷，其书法（包括此铭）被视为汉文化复兴的标志。通过复古晋唐，赵孟頫重新确立了汉文化正统，间接推动了元代中后期文化政策的宽松。虚照禅师活动于北方，而赵孟頫作为南方文人书写其塔铭，反映了元代南北文化、宗教的交流与融合。

从文献史的意义上来说，《虚照禅师塔铭》详述虚照禅师的生平、师承及弘法事迹，可补《元史》等正史记载的不足，为研究元代佛教人物、寺院经济及宗教政策提供佐证，可以说是人物传记与艺术鉴藏的双重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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